摘要：深圳地處南海之濱，東臨大亞灣，西抵珠江口，南接香港新界，有蜿蜒260公里的海岸線，扼珠江口要沖，自西漢始就是通往南海、印度洋諸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門戶和驛站。歷史上，深圳前身寶安縣（新安縣）原有四個民系雜處，客家、廣府、福佬與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最早的客家人始于何時?目前尚無翔實可證的資料，但大批量客家人進入深圳,則是在“遷界事件”發生之后的清康熙乾隆年間。

　　300多年來，深圳客家人篳路藍縷，艱苦奮斗，辛勤墾殖，開枝散葉。每當民族危難之際或重要的歷史關頭，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為人先，創造奇跡。從“復界墾殖、九龍海戰、李朗開放、庚子首義、東縱抗日、蛇口試管”這六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與時間節點，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簡史，從中演繹出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折射出深圳客家人在這片神奇土地上的獨特貢獻。

　　1復界墾殖：客家人奔赴濱海深圳開基立業，興建家園

　　新安縣歷來是“粵省屏藩、全廣門戶”，為廣東的海防重地。

　　清朝初年，以鄭成功為代表的反清復明勢力據守臺灣，活躍于東南沿海。清廷為打擊抗清勢力，實行“堅壁清野”“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準入口”的禁海政策，將東南沿海邊界線內遷50里、再遷30里。（圖① 陳武遠/攝）地處濱海的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遷界范圍，官兵在沿海建筑炮臺哨所，駐兵戍守，界外地區不準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不準出海捕魚，凡越出界者立斬。這對于新安縣和其他沿海地區的老百姓來說，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史載：“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二《地語》中說：“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于此”。

　　自康熙六年以來，廣東巡撫王來任和兩廣總督周有德為民請命，上呈《展界復鄉疏》,獲得了康熙皇帝的恩準，康熙八年（1669）復界。但原遷之民死喪過半，歸來者甚少，于是清廷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招墾政策，比如，提供種子、耕牛、減免稅賦等，鼓勵招墾而來的農民復界墾殖。粵閩贛和東江流域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在優惠招墾政策的感召下，紛紛奔赴濱海深圳，掀起了恢復生產、開荒墾殖、重建家園的新高潮。

圖②

　　當年來到深圳的客家人，大都是來自今梅州市的梅縣、興寧、五華等縣。他們從抬頭見山、出門爬山的山地環境，進入到開門見海，涉水駕舟的南海之濱。具有倔強生命力的客家移民，摒棄原“山地客家”重文輕商的傳統觀念，他們靠山面海，因地制宜，積極從事開墾山地、捕魚種養、采石、商貿等行業，艱苦奮斗，開基立業，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如雨后春筍般地建起數百座客家大圍屋。其中，龍崗鎮羅瑞合村的“鶴湖新居”（圖②），由來自梅州興寧的開基祖羅瑞鳳興建，從乾隆年至嘉慶二十二年數十年始建成，占地面積2.5萬平方米。坪山鎮大萬村“大萬世居”（圖③），由來自梅州五華縣的曾氏族人興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建成，占地2.5萬平方米，與“鶴湖新居”成為雙雄并立的客家大屋，堪稱200年前深圳的“京基大廈”。2016年3月，由美國某電視臺攝制的紀錄片《尋找外祖父》，記錄一位擁有四分之一客家血統的非裔女子羅笑娜，歷經波折探訪，最終回到外祖父的根脈所在——深圳龍崗羅氏祖屋鶴湖新居，并與宗族血親重逢相認的故事，此片在美國、加拿大、加勒比海的牙買加及中國深圳播放后引起轟動，引發了更多廣東遠渡外洋的客家后裔尋根認祖的熱情。

圖③

　　深圳客家人不僅以罕見的勤勞與堅韌，建起了數以百計規模宏偉的客家圍屋，而且把“崇文重教”觀念與耕讀傳統帶到深圳，積極興辦教育，從傳統私塾到辦起“光祖學堂”“振能學校”“廣培學校”等新學。同時將梅州的客家山歌也帶到了深圳，且具有海上絲綢之路特色。如《今日腳踩新娘間》：“今日腳踩新娘間，一句唐來一句番；今日新娘新郎Very good，明日轉到艾斯灣。”而來到濱海深圳的客家人，將自己家鄉梅州大埔縣的鯉魚燈舞，創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頭角魚燈舞，成為深圳首個國家級“非遺”項目。

　　2九龍海戰：賴恩爵奮起反擊英國侵略，打贏鴉片戰爭前哨戰

圖④

　　進入19世紀30年代以來，英國殖民侵略者在新安縣水域和珠江口一帶頻繁活動，蓄謀侵略香港。他們把伶仃洋和尖沙咀洋面作為鴉片走私的基地，大量輸入鴉片，給中國人民造成嚴重危害。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清廷命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查禁鴉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門公開銷毀從外國洋行沒收來的200多萬斤鴉片。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后，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仍堅持抗拒禁煙，尋找機會報復和挑釁。1839年9月4日，義律和“窩拉疑”號艦長斯密斯率“路易沙”號等五艘艦船駛入九龍灣挑釁，向大鵬所城（圖④）的清軍水師營兵船開炮，打死兵丁歐仕乾，挑起九龍海戰。（圖⑤）

圖⑤

　　時任大鵬營參將的賴恩爵（祖籍廣東紫金遷居大鵬的客家人）率戰船奮起反擊，利用清軍兵船小巧便利，又遇到海面霧氣陰沉，英軍雖船堅炮利，但體格龐大，周轉不便。賴恩爵指揮小船靠攏英軍，就近開炮，義律乘坐的“路易沙”號主帆被擊中，義律只得率船狼狽逃竄。下午5時，義律又調來主力艦“窩拉疑”號及武裝船“威廉姆堡”號參戰，“炮彈紛集，我兵一面用紗網等物設法閃避，一面奮力對擊”，戰斗一直進行到下午6時半，才以英船逃回尖沙咀而結束。九龍海戰歷時5個小時，中方2名士兵陣亡，2名重傷，4名輕傷，師船稍有破損。英方死傷慘重。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稟報：夷人撈起尸體，就近掩埋著，已有17具，又有漁舟疊見夷人隨潮飄蕩，撈獲夷人帽數頂。另外假扮兵船船主的德忌刺喪命，手腕被炮打斷。英軍受傷人數不計其數。清軍以微小代價重創英軍，大獲全勝，狠狠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林則徐將戰事匯報，道光皇帝大悅，隨即下旨嘉獎，給賴恩爵賜以“呼爾察圖巴圖魯”（勇士）稱號，晉升副將（從二品），而后任廣東省水師提督，正一品，封振威將軍。這次戰斗規模雖不大，卻是中英鴉片戰爭的前哨戰，是一次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之戰，大長中國人志氣，充分展示了中國官兵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力量和信念，揭開了中國近代戰爭史的序幕。

　　3“李朗開放”：在西風東漸中誕生的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客家村莊

　　鴉片戰爭后，列強打開中國閉關鎖國大門，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規定外國人可以在中國五大口岸通商、居住、辦校、行醫、傳教。從此西風東漸，大批傳教士從沿海向內陸城市擴展，遭到了民眾抵制或被當地政府驅逐，但在客家地區有所例外。1850年,新安縣布吉李朗村的村民江覺仁，與一批同村客家人主動接納基督教巴色差會。在江覺仁的帶動與導引下，基督教巴色差會的牧師韓山明、黎力基、韋永福先后順利進入新安縣布吉墟李朗村，并于1885年在當地建起了教堂與學校，李朗村成為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客家村莊，這比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允許傳教士傳教辦學還早了三年。

　　從瑞士巴色差會檔案館提供的圖片與資料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客家人，以開放包容的胸懷，接納了西方文明并與之交流融合，又豐富和發展了自身文化。在這一百多年中，巴色差會在華共建有神學院、中小學和醫院174所，其中1864年建起的李朗神學院存真學院，就是中國內地第一所用客家方言授課的中文神學院，也是深圳歷史上第一間大學，先后培養出江云章、陳樂真、陳明秀等留學人才。一個個窮苦的客家孩子借此從偏僻的鄉村出發，走出了圍屋，走向了世界。尤其是布吉鎮凌氏家族，凌道揚等兩代六人都曾在李朗存真學院受到教育，成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卓越人才。后來,該校首任院長、法國籍傳教士畢安與另一傳教士邊德志在廣東梅州五華縣元坑村傳教辦學時，最早將現代足球傳入元坑，造就了梅州成為中國的“足球之鄉”。

圖⑥

　　此后，在離李朗不遠的浪口村（今龍華大浪），辦起了虔貞女校（圖⑥），成為當地文化中心。其瑞士籍教師吉惠民，本是瑞士的優等生，長期獻身中國的教育工作，終生不渝。在當地群眾中，流傳著她的兩個故事。一是抗日戰爭時期，她扯起一面瑞士旗拯救全村村民；二是她歷盡艱辛收養浪口雙胞胎女棄嬰，至今為后人稱頌。